分不清「外婆」與「姥姥」,就別想搞懂中國

    南方與北方


    天地玄黃,五谷雜糧,男人女人,北方南方。
    南方和北方,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南方和北方吃的不一樣。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面。米就是水稻,面則是小麥。水稻的籽兒去了殼就能吃,因此是“米”。麥子要磨成粉以后才能吃,因此是“面”。

    米就是“去皮后的作物子實”,如稻米、薏米、花生米。由此及彼,凡粒狀的也都叫米,如姜米、蝦米、高粱米。面,本寫作一個麥字加一個丏字,也寫作麵,就是麥子磨成的粉,所以粉狀的東西都叫面,如豆面、藥面、胡椒面。


    北方人以面食為主,甭管是吃包子、餃子、饅頭、面條、餅,都先得把麥子磨成了粉再說。

    所以麥子磨成的粉,干脆就直接叫面。南方人不磨面,要磨也就是磨漿,比如豆漿、米漿。所以那麥子磨成的粉,不能簡單地只叫面,得叫面粉。

    就像在北方,大米做成的主食不能簡單地只叫做飯,得叫米飯一樣。
    米飯不能單吃,得有菜,所以南方的烹調,功夫花在菜上。八大菜系,基本上是南方人大顯身手,沒北方人多少戲。北方廚師的用武之地在白案。那麥子磨成的粉,可以做出好多花樣來。


    光是條狀的,就有拉面、搟面、壓面、揪面、切面、掛面、刀削面、撥魚子等等,而拉面之中,又有拉條子、揪片子、炮仗子種種。南方人弄不清這么多名堂,統統稱之為“面”。要細分,也就是寬面細面、湯面炒面、云吞面炸醬面。

    北方人就不能把面粉做成的條狀食物簡稱為“面”,得叫“面條”,以區別于面糊、面皮、面包,以及其他用“面”(面粉)做成的東西。

    同樣,南方人也不把粉狀的東西稱為“面”,得叫“粉”,比如胡椒粉、花椒粉、辣椒粉。
    可見,活法不一樣,說法也不一樣。
    說法不一樣,唱法也不一樣。北方人唱歌,南方人唱曲,叫“北歌南曲”。

    北方人唱的是燕趙悲歌,蒼涼激越,聲遏行云,氣吞萬里;南方人唱的是吳越小曲,玲瓏剔透,凄婉雋永,韻味無窮。歌變劇(歌劇),曲變戲(戲曲)。


    南方昆曲


    所以宋元時期的戲劇,北方的叫“雜劇”,南方的叫“戲文”,這就叫“北劇南戲”或“南戲北劇”。
    戲劇戲劇,戲和劇,都有嬉戲娛樂的意思,它們原本是可以通用的。但北方人更喜歡劇烈的劇,南方人則更喜歡游戲的戲。

    在這方面,南方人似乎比北方人更固執。北方人只不過劇字用得多一點,有時也說“戲”。南方卻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前,還拒絕使用“劇”這個字。

    一應與戲劇有關的詞,均以“戲”字命名,如戲子、戲臺、戲園、戲班、古裝戲、時裝戲、木偶戲、文明戲。文明戲就是話劇,而電影則叫影戲。


    1939年,上海的報紙上開始提倡“越劇”這個名詞,可老百姓還是管它叫“紹興戲”(紹劇則叫“紹興大班”)。甚至京劇,原本也叫京戲,后來要普及國語,北方話占了上風,京戲才變成了京劇。

    但在南方許多地區,地方戲還是不叫“劇”而叫“戲”的,比如閩南的梨園戲、高甲戲、歌仔戲。就連“地方戲”這個詞,也沒人改成“地方劇”。反倒是北方一些地方戲,不叫“劇”,而叫“戲”。


    如墜子戲(河南)、郿鄠戲(陜西)。于是,既有豫劇、越劇、川劇、粵劇、漢劇、楚劇、湘劇、贛劇、閩劇、滬劇,又有柳琴戲、辰河戲、采茶戲、花鼓戲、皮影戲、滑稽戲。南北“戲”、“劇”之爭,算是打了個平手。

    梨園戲劇目《白蛇傳》

    活法不一樣,說法也不一樣。
    但如果要較真,就會發現還是南方吃了虧。叫“劇”的都是大劇種,叫“戲”的則多半是小劇種,最有名的,也只有一個黃梅戲,其他就名不見經傳。

    當然,最牛的還是秦腔,它不叫“戲”,也不叫“劇”,而叫“腔”。說起來秦腔也是有資格牛逼,京劇(還有漢劇和徽劇)里的“皮黃”(西皮、二黃)和秦腔都有瓜葛。


    秦腔從襄陽傳到武昌、漢口,就變成了“西皮”;傳到安徽桐城,就變成了“高撥子”;高撥子和吹腔在徽班中又演變成“二黃”。這西皮、二黃,漢調、徽調,北上進京一攪和,就成京劇了。


    看來這京劇也是“南腔北調”,秦腔自然也有資格不摻和什么“戲”、“劇”之爭,自顧自地吼它的“腔”。
    南方和北方不一樣的地方還很多。南人睡床,北人睡炕,這叫“南床北炕”。南人坐船,北人騎馬,這叫“南船北馬”。“南方人指路,總是說前后左右,北方人指路,總是說東西南北。”(韓少功《陽臺上的遺憾》)

    說前后左右,是以人為坐標;說東西南北,是以物為參照,這也許可以叫“南人北物”。南北的差異為什么這么大?環境使然。

    南方潮濕,架床便于通風;北方寒冷,打炕可以取暖。北方多平原,平原上好跑馬;南方多水鄉,水鄉里要行船。


    馬馳平原,視野遼闊,東西南北,一目了然;船行水鄉,曲里拐彎,說東西南北也去不了,就只好說前后左右了。
    就連打架,南方和北方都不一樣。南方人喜歡用拳,北方人喜歡用腿,叫“南拳北腿”。南方人個子小,打架的地方也小,深街小巷,擠擠巴巴,難以施展,還是用拳頭便當。

    北方天高地闊,一馬平川,好漢們又一個個人高馬大,一腳飛起,能把對方踢出二三里地去,很是過癮,所以愿意在腿腳上下功夫。也所以,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關系曖昧,在南方就叫“有一手”,在北方則叫“有一腿”。
    南方和北方,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于是就有了“方言”。


    南腔與北調


    方言首先分南北。
    南北方言不一樣。
    中國歷來就有關于南方和北方的種種說法:南轅北轍、南征北戰、南來北往、南下北上等等。這些說法,都不能顛倒或互換。

    比如南轅北轍就不能說成北轅南轍,南征北戰就不能說成南戰北征,同樣,南腔北調也不能說成南調北腔。
    奇怪!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調呢?
    想來大約也是南北方言多寡有別又性質有異之故。南方方言種類多而北方方言種類少。

    漢語七大方言(也有說八大的),吳、湘、贛、客、粵、閩(或閩南、閩北)都是南方方言,屬于北佬的只有一種,也沒法拿省份來命名,干脆就叫北方方言。
    北方方言品種雖然單一,覆蓋面卻大得嚇人。北方方言四大塊(即四大次方言區),曰華北,曰西北,曰西南,曰江淮,簡直就是鋪天蓋地。



    除廣西、新疆、西藏、青海、內蒙古等少數民族地區外,長江以北,長江以南鎮江到九江,云、貴、川,湖北大部,湖南西北,廣西西北,都是北方方言的一統天下,大約占據了全國漢語地區四分之三的地盤。

    就連海南島,也有一小塊北方方言區。說漢語的人當中,也有七成是說北方方言的,這可真是四分天下有其三了。

    這樣廣闊的領域,如此眾多的人口,說起話來,原本應該南腔北調的,然而實際上內部分歧卻相當之小。從滿洲里到昆明,空中直線距離三千五百公里,從南京到酒泉,也有兩千公里,相互通話卻沒什么困難。

    因為北方方言雖說也算得上是五花八門,但語法結構差別很小,詞匯方面比較一致,語音分歧也不很大。比方說,都沒有濁塞音、濁塞擦音,沒有b、d、g、m四個輔音韻尾等等。

    也就是說,腔都差不多,就是調門不大一樣。區分各地方言,只要琢磨那調就行了(方言學家李榮就用入聲字的歸并來區分北方方言各次方言區)。

    這也不奇怪,北方方言是“官話”么!官家不比民間,說話可以隨便。官家要統一意志,怎么能七嘴八舌?要令行禁止,怎么能言語不通?所以官話趨同。

    南方那邊呢?就復雜多了,南北方言都有。云、貴、川、鄂都屬北方方言區,吳、湘、贛、粵、閩則是南方方言區,其中還夾雜著許多“客家方言島”(也是南方方言)。


    廣東省的漢語方言


    客家方言島到處都是,除廣東的東部北部外,福建、臺灣、江西、廣西、湖南、四川都有。所以廣東一省,就至少有三種方言:屬于粵語的“白話”(廣州話)、屬于閩語的潮汕話和梅縣一帶的客家話。

    其實中國南方說是八大方言,只怕八十也不止。光是福建,就號稱“八閩互不交通”。這不就八種了?這還是往大里說,往小里算,還不定多少。

    南方方言為什么要列出這么多品種呢?因為它們不但調不同,連腔都不一樣。比如吃飯的“吃”,北方人說起來,怎么聽也是“吃”,也就是調門有高有低,聲調有長有短。

    南方人呢?說什么的都有,七、恰、夾、塞、噎、攜,反正不是“吃”。腔相同,事情就好辦一些。

    所以北方人和北方人說話,或北方方言區內人說話,雖說也會有不清楚的時候,但好歹大致能聽懂。因為哪怕是東北話和云南話,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語音不同(粵方言與北方方言語音上的差別則多達百分之七十)。

    當然,聽不明白的時候也有,但那多半是弄不清那些“專用名詞”的意思。

    比如一個天津人告訴你,某某人“干活崴泥,說話離奚,背后念三音”,你也會一頭的霧水。因為你實在想不到“崴泥”就是不出力,“離奚”就是不著譜,“念三音”就是講怪話,可“崴泥”、“離奚”、“念三音”這幾個字你還是聽得懂。

    對方再一解釋,也就什么都明白了。

    聽南方人講話,麻煩就大了。首先是用詞五花八門,比如第三人稱,北方方言區都叫“他”,南方呢,有叫“伊”的(吳語、閩語),有叫“渠”的(贛語、粵語、客家話),還有叫“伲”、“其”的(吳語)。

    你,至少也有“儂”(吳語)和“汝”(閩語)兩種;又比如祖母,北方基本上一律叫“奶奶”,南方呢,有叫“娘娘”(溫州)的,有叫“婆婆”(南昌)的,有叫“媽仔”(廈門)的,有叫“阿嬤”(廣州)的,有叫“依嬤”(福州)的,有叫“細爹”(岳陽)的,甚至還有叫“娭毑”(長沙)的,你弄得清?

    最可笑的,是廣州人管父親叫“老豆”。老爸如果是老豆,那咱們是什么?豆芽菜呀?寫成“老竇”也不對,老爸是大窟窿,咱們是小窟窿?
    就算是用同一個詞,也未必聽得懂。“有”是“烏”,“無”是“饃”,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再說也不是所有的南方人都把“沒有”叫“饃”,也有叫“貓”的。他們也常常分不清l和n這兩個聲母,an和ang這兩個韻母。

    結果,在他們嘴里,男子變成了“狼子”,女子變成了“驢子”。閩南人更好玩,干脆把人統統叫做“狼”,整一個“與狼共舞”。



    一個閩侯人在朗讀《愚公移山》時,因為實在改不過腔來,便把那段名言“我死了還有子,子死了還有孫,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念成了“我死了還有煮,煮死了還有酸,煮煮酸酸是沒有窮盡的”。

    這還是說“普通話”。要是說家鄉話,那就更麻煩了。湖南人把“捆扎”叫“tíɑ”,把“勞累”叫“níɑ”,連個同音字都找不到,你聽得懂?

    南方人說話還顛三倒四。比如“死人咸”,就看不懂。死人只會臭,怎么會咸呢?腌魚啊?原來,這是閩南話,意思是“咸得要命”、“咸死人了”。

    因為閩南人喜歡把話倒過來講,就弄得我們不知所云。其實北方也有類似的說法,比如“死咸死咸”,只不過當中并不夾一個人字,就好懂些。
    所以,聽南方話就跟聽外語似的,恨不得找個翻譯來才好。


    方言與官話

    說起來也是,要不是當年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南方這些方言,可不就是外語?南方從來就是“化外之地”,南人也從來就是“化外之民”。“化外之民”在“化外之地”說的“化外之語”,不是“外語”是什么?

    不過那時“外語”的地位可不像現在這么高,要想活得人模狗樣就非得“至少掌握一門”不可。相反,它還被看作是野蠻文化的象征。

    孟子就說南方人是“鴃舌之人”。鴃就是伯勞鳥,“鴃舌”也就是說話像鳥叫。可見,把南方方言視為“鳥語”,也是由來已久,少說也有兩三千年歷史了。
    那時不但語音不統一,南方一片“鳥語花香”,北方也有“齊東野語”,就連文字也五花八門。用許慎的話說,就是“言語異聲,文字異形”。

    秦始皇統一了文字(書同文),卻統一不了語音(語同音)。反倒是,文字統一以后,溝通的困難少了許多,聽不懂,還可以寫出來看,大家也就懶得再去統一語音,故方言存焉。
    所謂“方言”,其實也就是“四方之言”。華夏民族以中央自居,視自己為“中”,視周邊民族(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為“外”,則“方言”也就是“外語”。

    后來,天下一統,五族共和,成了一家子,又把更外邊的“老外”,什么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葡萄牙看作“夷狄”,稱為“夷人”,老百姓則稱其為鬼子、鬼佬或鬼崽。

    如此,則外語就該叫“夷語”或“鬼話”。可惜后來大清帝國已不大擺得起譜,條約規定不得稱“夷”,——鬼子們在中國混的日子長了,也知道那“夷”不是什么好字眼,于是改稱“方言”。

    當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昌創辦的“方言學堂”(即今武漢大學前身)就是外語學院。這回,東洋西洋,南洋北洋,又跟一家子似的了。其實,他們哪里也配姓趙?

    湖北方言學堂

    自打“夷語”改稱“方言”,倒是沒聽說鬼子們有什么意見,實際上他們又上當了。這是“春秋筆法”,他們不懂的。

    什么是“方言”?就是“地方之言”。地方上的比起中央來,還是低了一等,鬼子們不明不白又吃了一個暗虧。在玩弄詞藻講究名分這方面,他們從來就不是咱們的對手。
    中央的話語就是官話,也就是國語。官話和國語也是古已有之的,三千年前就有,只不過那時叫“雅言”。

    雅言也就是周王室使用的語言。

    因為那時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又都尊周王為天下共主,則相互之間要溝通,要交流,要朝聘會盟,要勾肩搭背各懷鬼胎去打這個打那個,便約定都以周王室的語言為政治外交場合的正式通用語言,這就是“雅言”。

    雅,就是雅正、規范。那么,誰來規范呢?諸侯們是沒有資格的,有資格的只能是“天子”。同樣,誰需要把話說得一本正經呢?庶民們是沒有這個需要的,有此需要的只會是諸侯和大夫。

    所以,雅言就是官方語言,也就是官話。
    不過,那時的官話稱作“雅言”,也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雅”通“夏”。所謂“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就是夏。夏,就是華夏,也就是中原,甚至也就是中國(中央之國)。

    認真說來,這華夏中國的雅言,在當時也不過只是諸國國語中的一種,只因為它為“天下共主”所有,這才成了“國際通用”的官方語言。

    因此,等到天下一統,沒什么“國際關系”了,雅言也就作廢,而代之以“官話”。官話就是官場中人說的話。中央政府派到各地去的官員都要說這種話,所以叫官話。
    官話之所以叫官話,還因為只有在官員當中,這種民族共同語才推行得開。這也不奇怪,想那時并無廣播電視,一般民眾又都貓在家里,守著祖上傳下來的那一畝三分地過日子,誰也不輕易往外跑,沒什么對外交流的需要。

    大家都是鄉里鄉親的,會說土話,就足以打招呼、走親戚、娶媳婦,拿雞蛋換油鹽醬醋的了。要想讓這些普通老百姓都學會“普通話”,不比讓黃河水變清容易多少,也沒這個必要。有此必要的,是那些必須得在外邊跑來跑去的人。

    這些人,一是官員,二是走江湖的。走江湖的,天子呼來不上船,中央政府歷來管不了,管得了的只有官員。再說官員不管也不行,官員如果也說方言,皇上問起話來,也如雞同鴨講,那還成何體統?

    事實上,官場如無共同語,則政情無法通曉,政令也無法通達,那可真是國將不國。比方說,將軍帶兵打仗,問部下前方有沒有敵人,明明有,卻答之以“烏”,將軍以為“無”,豈不糟糕?
    因此,做此官,就不但要“行此禮”,還得“說此話”。清廷更是明文規定:“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試,”做官就更談不上。這下“南蠻鴃舌之人”可就慘了。
    他們只好硬著頭皮學官話。中國的中央政權,從來就在北方,元、明、清三朝,更是連續在北京建都,所以官話基本上就是北方話,甚至是北京話。

    說吳語、湘語、贛語的還稍好些,閩、粵、客家和北方話的距離相去何止以道里計?結果便難免說得不三不四,南方人聽著像北方話,北方人聽著又像南方話,誰也聽不明白。
    難怪俗諺有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廣東人說官話。

    廣東人說官話確實比較困難,他們的舌頭打不了彎。投資是“投機”,蝦餃是“瞎搞”,“坐在船頭看郊區,越看越美麗”,讓北方人一聽,就是“坐在床頭看嬌妻,越看越美麗”。

    福建人的官話水平比廣東人高了許多,但還是會把“粉紅鳳凰飛”說成“哄(上聲)紅哄(去聲)黃灰”。

    因為閩方言中沒有唇齒清擦音f,結果該念f的都念成h。可見南腔北調這說法是很有道理的。腔改不過來,改調也沒有用。普及官話,并不那么容易。
     

    誰跟誰學


    一般地說,官話也就是國語,但清朝的情況有些特別。因為清是滿族人坐天下的朝代,所以清代的“國語”是滿語,漢語倒成了“方言”。清朝制度,皇親帝胄,都要學“國語”;重要公文,也用滿漢兩種文字書寫。

    然而這“國語”仍然未能普及推廣,反倒是八旗子弟都一口的京片子,弄得滿文化差一點就斷了香火,還得靠錫伯人幫忙續上。
    可見語言問題也不單純,它和政治,和經濟,和文化,都有扯不清的瓜葛。

    當年,中華民國國會投票定國語,一些粵籍議員要選廣東話。粵籍議員人數多,當真搞“民主”,沒準會通過,幸虧被“國父”中山先生苦口婆心勸住了,仍定為北京話。

    要不然,當官的都得學粵語,小學校也用粵語教學,課本上盡是些諸如“咁”、“叻”、“嘸”、“乜”之類沒幾個人認識的字,還不定亂成什么樣子。


    現在怎么樣呢?沒誰動員,大家都屁顛屁顛地學起來,哇噻啦,威水啦,搞掂啦,埋單啦,誰不說誰老土。照這樣下去,再過些年,定粵語為國語,說不定“哇”的一聲就通過了。
    這很讓一些人憤憤不平。從古到今,兩千多年了,從來只有普及官話的,哪有普及“商話”的?學什么粵語嘛!跟傍大款似的。

    其實,語言的變遷從來就是“趨炎附勢”的,哪個地方財大氣粗,大家就跟著學哪個地方的話。

    粵語成為時尚,只不過是近幾年的事,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先富了起來,代表著富裕的新生活方式,也都先從廣東登陸,然后再大舉“北伐”。

    再說香港也說粵語,內地人沒去過香港,以為那里遍地是黃金,人人是闊佬,會說粵語,便可以冒充“富族”,至少也表示見過世面,不“土”。
    不過,先前那些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和“業余華僑”,卻是以說上海話為榮、為時尚的。別看現在香港、廣州牛逼烘烘,一百年前,香港可不叫“小廣州”,而叫“小上海”。

    因為上海才是真正的國際化大都會,遠東亞洲新興城市的“一只鼎”,新生活和現代化的代名詞。那時,做一個上海人是很體面的,會說上海話則幾乎是“高等華人”的標志。即便在香港,也如此。粵語?土不拉嘰的,算老幾!

    可惜,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如今,上海話吃不開了,吃得開的是廣州話或香港話。這可真是誰有錢誰是大爺。
    其實,犯不著罵誰是“勢利眼”、“跟屁蟲”,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語言也一樣。就說上海話,也并非一開始便是“高等華語”,起先也被人看不起過。

    上海,原本是華亭的一個鎮,所以上海話的方言語音,一度“視華亭為重”。

    華亭府后來改為松江府,而松江府又是從嘉興府獨立出來的,因此明代的《松江府志》和《華亭縣志》述及方言時,都說“府城視上海為輕,視嘉興為重”。

    可見,這個時候,上海話的地位還是很低的,誰說上海話誰老土,說嘉興話才牛逼。
    然而到了清代,嘉興話又不時髦了,時髦的是蘇州話。因為蘇州經濟發達,富甲一方呀!于是,“府城視上海為輕,視蘇州為重”,沒嘉興什么事。

    民國以后,上海經濟比蘇州更發達,上海人比蘇州人更有錢,又沒蘇州什么事了,倒是寧波話摻和了進來

    現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話標志的“阿拉”,就是地地道道的寧波話,
    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稱“伲”或“我伲”的,但寧波人在上海當老板的多,老板愛說的話,大家也都樂意仿效。

    比如現在的老板愛說“埋單”,大家也就不說“結賬”。當年的老板既然愛說“阿拉”,大家也就不再“我伲”了,再說“我伲”,就老土了。

    再后來,上海大大地發了起來,比寧波還老板,大伙兒便集體地侵犯寧波人的著作權,只知道“阿拉上海人”,不知道“阿拉寧波人”。
    這就叫“誰財大,誰氣粗”。比方說,蘇北人(也叫江北人)在上海也很不少,誰又以江北話為時尚呢?沒有。

    因為蘇北人當年在上海,多半是“苦力的干活”,也就沒人愿意認這門窮親戚。


    其實,上海的蘇北人那么多,上海話怎么能不受蘇北話的影響?只不過除方言學家外,沒多少人注意和承認罷了。

    就連嘉興話、蘇州話和寧波話,后來也不再是時尚。

    后來成為時尚的,是由嘉興話、松江話、蘇州話、寧波話、江北話甚至廣東話,以及其他雜七雜八混合而成的“上海話”,和明清時代被人看不起的上海話(松江府華亭縣上海鎮的土話)也不一碼事。
    方言就是這樣“趨炎附勢”又“隨波逐流”。它總是不停地“稍息”、“立正”、“向右看齊”。向誰靠攏和看齊呢?
    向中心城市,向有權有勢的地方。或者說,向在文化上最有號召力和影響力的地方。
    也許,這正是北方方言有那么大地盤和勢力的原因之一。
    因為在政治上,北方幾乎一直是“大爺”。
     

    多樣與統一


    在粵語文化大舉“北伐”之前,北方人是看不起粵語的。
    北方人管粵語叫“鳥語”,說是聽起來像鳥叫。廣東人比北方人少,就沒敢說北方人說話像驢叫。

    想想廣東人也真是可笑,他們把五嶺以北的人統統叫做“北佬”,包括湖南人。

    其實湖南人哪里會是“北佬”?明明是“南蠻”嘛!

    他們當中固然有說西南官話的,算是說北方話,但“正宗”的湖南人說湘語,湘語可是南方方言的一種,何況不論說西南官話的,還是說湘語和贛語的,都吃米,很少吃面。湖南人實在不能算是北方人。
    湖南也是很牛逼的,就像廣東現在很牛逼一樣。

    近百年來,湖南這地面上領袖人物出了不少,毛澤東、劉少奇、胡耀邦、朱镕基。再往前,曾國藩也算得上是舉足輕重,但湖南話成不了國語。我就是湖南人,要我選國語,也不投湖南話的票。
    湖南話怎么就不能當國語呢?除不好懂外,也不好聽,遠不像北京話那樣神完氣足字正腔圓。即便湖南的官話長沙話,比起北京話來,也土得掉渣。

    不是長沙話本身有什么毛病,而是因為長沙從來就沒有當過全國的政治中心,而一個不是全國政治中心的地方,它的方言是不可能成為國語基礎的。
    南腔北調的成因也大約就在這里了。中國的政治中心長期在北方。西安、洛陽、開封、北京,統一王朝京城的遷徙,大約是東進北上,轉來轉去,總在北緯34度以上,也就是黃河流域和黃河以北。

    如果跑到長江以南,那就糟糕,只能叫“偏安”了。所有的臣民,都會盼望那“王師北定中原日”。至于那些建都江南的,則多半是短命王朝,而且只有半壁江山,甚至半邊都沒有。

    比如東吳、東晉,南朝的宋、齊、梁、陳,還有南宋,再小一些的不說也罷。定都北方,則往往都能長治久安。

    比如漢,比如唐,比如宋、元、明、清。明政權本來也是在南京的,后來被朱棣搬到北京去了,這一搬,很持久地就混了二百多年。要是仍在南京坐天下,那命運就很難講。
    北方總是趨向于統一。統一中國的,也總是北方人,或者從北方開始,南方則總是各自為政,自行其是,包括說話。

    北方也容易統一,沃野千里,一馬平川,站在高處喊一嗓子,大伙兒就全聽見了。便是逐鹿中原,也痛快。

    不像南方,坑坑洼洼,曲里拐彎,到處是崇山峻嶺,到處是江河湖泊,重重疊疊,云遮霧障,想抓個俘虜都不容易,
    人一閃就沒了影兒,你上哪兒找去?

    所以,仗一打到南方,往往就沒了快刀斬亂麻的痛快勁兒,拉拉扯扯,糾糾纏纏,沒完沒了。

    等到好不容易打下來,也就不再有進行文化統一的雄心壯志。只要南方人掛了降旗服了軟,哪怕口服心不服,也就拉倒。過去怎么過日子,今后也還怎么過日子;過去怎么說話,今后也還怎么說話。

    哪怕是說“鳥語”,也不管不問了。不這么著也不行,管不了嘛!要管,也只管得了官,管不了民,而且,也只能要求官們在官場上說官話,管不了他們在家里面說土話。
    于是統一的北方就有了統一的語音,松散的南方則繼續七嘴八舌。前面說過,北方方言內部的分歧是很小的,語音系統也比較簡易。北方方言四大塊,華北、西北、西南、江淮,這是現代的分類。

    隋唐宋金時,北方方言卻是汴洛(中原)、燕趙(河朔)、秦隴(關中)、梁益(巴蜀)四類,可見北方原先也不怎么統一,但后來汴洛和燕趙先統一了起來,成為北方方言的代表——華北方言,而且又占領了東三省。

    秦隴變成了西北,梁益變成了西南,江淮算是后發展的,它們與“正宗”官話(華北方言)的分歧,頂多也就是這三個次方言區中人,可能會男、藍不分,跟、庚不分,信、性不分,或資、知不分,雌、吃不分,四、是不分。

    比方說,把“男褲子”說成“藍褲子”,把“是十九路”說成“四十九路”。其他,也就是調門的事了。
    南方方言就復雜得多,和北方方言相比也隔膜得多。比如一個南方學校的校長宣布:“教職工開會,家屬也參加。”在北方人聽來,便可能是“叫雞公開會,家畜也參加”。

    光是聽不懂倒也罷了,有些南方話,就連寫出來也是看不懂的。比如“伲撥俚嚇仔一跳”,“佢分一本書”,“我畀狗咬咗”,“汝店遮看會著”,你懂嗎?

    其實它們分別是蘇州話“我被他嚇了一跳”,客家話“他給我一本書”,廣州話“我被狗咬了”和閩南話“你看得見嗎”。

    這種說法,不要說北方人不懂,南方其他地方人,也未必懂。

    粵語的韻母表
    南方方言腔多,調也多。普通話只有三十九個韻母,閩南話卻有七十五個,比普通話多一倍;粵語也有五十一個。

    當然,它們的聲母要少一些,但發音卻極難。聲調呢?

    普通話四個,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吳語八個,平、上、去、入各分陰陽;贛語六個,平聲和去聲分陰陽,上聲和入聲不分;客家話也是六個,平聲和入聲分陰陽,上聲和去聲不分;

    閩語七個,只有上聲陰陽不分;粵語聲調最多,不但平、上、去、入各分陰陽,而且陰入還分上下(上陰入和下陰入),一共九個,有的地方還有十個。

    難怪北方人一聽到南方話,尤其是聽到粵語閩語,就一個頭有兩個大——人家聲調就有你兩個多嘛!
    這大約就是所謂南北之別了:北方求同,南方存異。所以八大方言除北方方言外,吳、湘、贛、客家、粵、閩(閩南、閩北),七個在南方。

    八大菜系,魯、川、蘇、粵、湘、浙、徽、閩,也是七個在南方。南方總是比北方豐富多彩。
    南方多樣,北方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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