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諾貝爾獎,你們是不是有什么誤會丨大家

2019-10-10

    剛剛,瑞典文學院將2018和2019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分別頒發給了波蘭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Olga Tokarczuk)和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

    諾貝爾文學獎盡管廣受關注,但是歷年來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也備受爭議。在此前的預測中,中國作家殘雪高居榜首,使今年的獎項更加受到中國公眾的關注。

    可是,我們又應當如何來看待諾貝爾文學獎,乃至,整個諾貝爾獎呢?

    我基本上是一個文學的文盲。從大學二年級開始,我就基本上停止了小說的閱讀。這大約和我的職業有關,我固執地認為,世界的現實,遠比小說所構造的世界要來得真實和狂妄得多。因此,在我的閱讀列表里,非虛構作品是壓倒性的主流。

    我并不是貶低小說和文學的意義,而是對于一個純粹的進化論信奉者來說,文學所代表的對于人性和世界的進步主義樂觀精神,與一個天生的懷疑主義者格格不入。

    從這個角度說,我想要表明的是:我對于諾貝爾文學獎沒有任何評價的資格。但我卻變態般地閱讀了大量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所撰寫的大量的隨筆和散文,包括帕慕克、納博科夫、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等人。

    我也看完了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奈保爾的紀實性隨筆作品《印度三部曲》。奈保爾的原籍是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后來移民到了英國。但他的祖先起源卻是印度。所以,《印度三部曲》是奈保爾尋根的作品。這三部作品的幽暗和殘酷,是我所見的關于印度的所有作品中最為震撼的。

    《印度三部曲》

    這大約是小說家們的一個慣性。他們在自己的小說中總會去尋找對于人性的光輝與進步的證據,試圖為自己找尋一個理想主義的棲息地,而在他們的散文和隨筆中,他們會更加地尊重內心的感受,直言不諱地描述真實世界的幽暗與殘酷。

    這大約也是帕慕克的印記。《伊斯坦布爾》是我最喜歡的帕慕克作品。你幾乎不需要到過土耳其的任何地方,閱讀帕慕克,你就幾乎能夠理解土耳其的壓抑:那個在神性與世俗之間苦苦掙扎的靈魂,并進而理解帕慕克如何在自己的苦苦掙扎中,想要尋找人的出路。

    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

    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個淺薄的存在,在我的理解之中是這樣的。我當然并不是說諾貝爾在專業水平上有所欠缺——正如前面我所說到的那樣,我對于文學沒有任何評論的資格——但是諾貝爾文學獎永遠試圖在尋找的是:世俗認同與精神成就之間的平衡。

    在所有的諾貝爾文學獎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是真正的藉藉無名之輩。所謂的黑馬,無非是因為從整個世界的層面來說,他們不被這個世界上的多數人所認識而已。而從他們的獲獎作品來說,這種世俗與精神之間的沖突,尤其明顯。

    我當然是極其熱愛鮑勃·迪倫的,我對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毫無詫異。但是鮑勃·迪倫最終卻并沒有去領獎,我猜想對于他來說,在過去漫漫40年的民謠生涯中,他想要表達的,已經表達了,他想要得到的,已經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實在是一個狗尾續貂的事情,幾乎沒有任何意義。如果恰如其分地頒獎給鮑勃·迪倫的話,我認為最合適的獎項應該是諾貝爾和平獎。因為鮑勃·迪倫和民謠歌手的存在,有太多憤怒的人棄暗投明,在音樂的感化中,變成了一個好人,一個對社會有益的人。

    鮑勃·迪倫

    那些所謂陪跑而沒有獲獎的人,遠比許多獲獎的人有更加重要的意義。比如一直遭到追殺的薩爾曼·拉什迪。這個成名于20世紀80年代的人,影響了歐洲和美洲大陸太久遠的時間。他的隨筆何止是刀鋒,在看過《三體》之后我才能有一個準確的形容:他是水滴,他對于人類的文學有著降維打擊的作用。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

    拉什迪因為《撒旦詩篇》責罵伊斯蘭教的不公平,遭伊朗精神領袖霍梅尼下達追殺令。

    對于拉什迪來說,諾獎大概也就是個狗尾續貂的事情。除了能夠多賣幾本書以外,最有意義的大概就是那筆數目不菲的獎金。

    再比如已經陪跑了無數多次的村上春樹,關于他所有的一切,我最喜歡的,是他在耶路撒冷文學獎上的那篇獲獎詞:“以卵擊石,在堅硬高大的墻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他和諾獎的紛紛擾擾,不斷被小資文藝青年所解讀,反而削弱了他真正的力量:盡管說實在的,我幾乎從來沒有喜歡過他真正的、文學的那一面。

    201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之所以這么熱鬧,原因無非是因為殘雪排在了獲獎賠率的前部。我看了她的一些訪談和介紹,知道了她是中國的卡夫卡,并且在她自己的小說和敘述之中,大量在表達的是,如何去探索超越傳統文化之上,西方所理解的人性和世界之上的普遍價值。但我從來也沒有喜歡過殘雪和莫言的任何東西。因為他們太西方了。

    現在我要回過頭說川端康成。他是我最喜歡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沒有之一。排名第二的是帕慕克,可能后面還有納博科夫。

    川端康成

    我接下來說的話可能會被文學研究者們罵死:我特別喜歡川端康成的原因是因為他立足于自己的傳統和文化。在1968年的諾貝爾頒獎禮上,川端康成發表演說《美麗的日本和我》,開頭引用了道元禪師的一首和歌:春花秋月杜鵑夏/冬雪皚皚寒意加。

    這個題名和演說的主題并不是那么符合。今天看起來那根本就不像是一篇獲獎感言,而更像是對在場不了解日本的外國人的一個日本文學普及。我一直在想,川端康成為什么在諾貝爾獲獎典禮上說了那么多莫名其妙的關于日本文學的所有一切?

    更加吊詭的是,川端在演說里提到1927年自殺的芥川龍之介,他說:“無論怎樣的厭世,自殺都不是開悟的辦法” 。197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才四年的川端康成口含煤氣管自殺而死。我以為那其實是喃喃自語:任何的文學都不過是自我心靈的表白,以及在自己的傳統中,我、民族、地域和世界之間的戰斗。戰斗越慘烈,死傷越慘重,就越容易被世人誤解,但就越容易成名。

    諾貝爾文學獎是文學的禿鷲,給的是那些吞噬自己尸體的人的追認。核心的矛盾就在于這里:如果諾貝爾追認了你,你基本上變成了西方體系里的一個部分;如果你不被諾貝爾追認,那么你很難成為這個世界里的一個部分。

    川端康成、帕慕克和納博科夫都是這樣的人。他們一生都掙扎在傳統和世界之間。

    中國人追逐諾貝爾文學獎是一種病態。所有的諾貝爾文學獎都必須建立在西方的評價體系之中。我們自己的傳統呢?《金瓶梅》、《紅樓夢》和《鏡花緣》所構筑的文學體系到底在哪里?

    其實早就已經湮滅的了。現代中國人早就已經失落了這套自己所構筑的、關于中國人自己的思維體系、生存方法與世界觀系統。

    坦白說,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是看不懂的。

    所以,你們是不是對諾貝爾文學獎有什么誤會?到底在追逐諾貝爾文學獎什么呢?

    如果你覺得我是在批判諾貝爾獎,那你又誤會了。

    我以為,在除了文學獎之外的任何獎項,才是我們應該去追逐的東西,那才是真正重要的東西。

    我們現在都知道了,并且都很羨慕日本在19年里獲得了19個諾貝爾獎。微信公號“量子學派》10月9日的一篇文章《日本密碼:菊花+刀=諾貝爾獎》,講的恰恰是日本如何通過構筑國民性的科學和工業體系,使日本成為了諾貝爾獎的常客——主要是科學類獎項。

    2019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吉野彰

    “2001年3月,在第二基本計劃(2001-2005)里,日本明確提出'50年拿30個諾貝爾獎'的目標。“2016年,日本政府加碼到政府研發投資占GDP的比例達到1%,5年研發投資約合1.45萬億人民幣。

    在諾貝爾的三個科學類獎項,生理或醫學獎、物理學獎和化學獎中,美國、日本和德國是絕對性的大頭。

    這是什么概念呢?在人類對于未來的投資和研究中,美日德是領頭羊。他們已經成為了帶領人類走向未來的領袖。

    這個概念一點都不夸張。對于人類未來而言,占據核心地位的科學領域,是物理、數學、生物、化學和信息技術。人類的進展,基本上依賴于這幾門科學的進步和發展,而整個人類世界的物質和非物質進步,基本上也由這幾門科學所主導和引領,甚至可以說,今天人類得以享受的幾乎所有物質性的成就,都由這幾門科學所推動。

    因而,諾貝爾獎所評選出來的科學成就,如果說不是能夠恰如其分地反應這個世界的科學進步的話,也基本上大體確定人類科學進步的基礎性框架。

    然而,不幸的問題在于,為什么諾貝爾科學獎大多數花落以上少數幾個國家之中,而其它的國家卻只能偶然性地瓜分少量的諾貝爾獎?因為制度性的設計。

    美國的制度基本上是建立在市場制度之上的。就好像美國的奧運金牌并不取決于全民體制一樣,美國的諾貝爾科學獎基本上是建立在民間研究的基礎上。私人公司、學校和研究院都有著同樣的獲取諾貝爾獎的沖動。

    美國的幾乎所有公司都在研發上有大量的投入。我們在新聞中所看見的關于Google、特斯拉和AI的研發投入,實在是這個社會科學投入的九牛一毛。醫藥公司、生物技術公司,哪怕是服裝公司,都會投入大量的資本和技術,去研究前沿技術和基礎技術。想要在市場上獲取永恒的主導地位,只有在基礎科學和前沿技術上快人一步。這是一個社會商業的共識,而不是多么偉岸的理想主義。

    大學和研究所的體系更是如此。在一個建立在個人追求作為基準的社會之中,每一個領域都能夠找到無數愿意為此奉獻生命和時間的人。這個社會的評價體系是客觀與穩健的。比爾·蓋茨在建立他的基金會之前,曾經被美國CDC主任所嘲諷,給他列了幾十本關于疾病和醫學的參考書,要求他閱讀完,才愿意和他談相關的建議。

    然后比爾·蓋茨真的勤勤懇懇地讀完了這幾十本書,才有了后來的梅琳達·比爾蓋茨基金會。

    美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移民占據一半左右,同樣是因為這個唯利是圖的社會里,進步和發展才是唯一不變的金科玉律。

    單一民族構成的日本,是因為它的自覺性。一個永恒在自我危機意識中成長起來的民族,了解到自己生存與發展的困境,因此必須尋找特殊的道路。

    諾貝爾科學獎就是一個民族生存和發展危機的總表現。如果你想獲得長久和永恒的動力,就必須把自己的精神和力量,投注到一個真正能夠對人類進益有所幫助的地方。

    諾貝爾科學獎從來都不僅僅是榮譽,而是一個民族/國家的體制和決心的總和。追逐諾貝爾獎的意義是你對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自覺性。

    和平獎和經濟學獎從來是有爭議的。

    和平獎是政治性的。我們這個世界從來沒有什么和平可言,尤其是政治普遍存在的今天。美國大學有一個科系我每次想起來就覺得搞笑,叫political science,政治科學。

    政治何來科學可言?政治是人類關系的一種,而關系是幾乎不可衡量的,可以定量,卻不可以定性。迄今以來的所有政治范式,幾乎都輕易崩潰。

    因此和平獎表彰的那些人只是在現實社會中對于短暫或者地區性的進益有幫助的人。其中有些人因為他們的高尚而獲得認同,比如特蕾莎修女或者馬拉拉·尤素福。

    特蕾莎修女

    然而,基于人類對于人類的過度不理解,因此諾貝爾和平獎經常是一個笑話,譬如1990年的戈爾巴喬夫和2012年的歐盟。1991年在戈爾巴喬夫的治下蘇聯解體,帶來了俄羅斯和東歐長達數十年的動蕩和戰爭,和平嗎?今天在英國退歐陰影治下的歐盟,和平嗎?

    經濟學獎也一樣。凡是研究人類行為模式的學科,都面臨著人性的終極挑戰。

    在我看來,諾貝爾三個科學獎,可謂人類燈塔,照耀著人類自我革新和前進的道路;和平獎和經濟學獎更多只是政治與經濟領域名利場的其中一種,既沒有什么指導性意義,也不具備對未來的指引作用。而至于文學獎,無非是西方方法論今天在全世界的統治地位所造就的一場世界性誤會,如果它有點真實意義的話,那就是它相當于世界性純文學作家排行榜,告訴你這個世界上,還有一些美好的寫作,可供閱讀,就好像我因此而發現了奈保爾和帕慕克一樣。

    我們對于諾貝爾頒獎禮真的一個大型的誤會現場。我們把它看成了一個大型的名利場,而它其實更多的是一個追認會。

    所有的獲獎者(除了和平獎)都是青燈古佛的受難者。研究是他們的禪修,世界給與他們的獎賞,偏偏是聚光燈。

    1972年,川端康成自殺的時候,沒有留下只言片語。在他的最后歲月中,諾貝爾文學獎帶給他的擾攘,加劇了他的痛苦。

    他這輩子最好的朋友,是孤獨和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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